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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众朋友您好，上个星期朝圣之途我为您谈到了较难的原因，出于政治的原因，出于外教人的仇视，再来颁布教的法令。戴尔都良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与圣教会为敌的而发动教难的，却大都是那些昏庸残暴的君王，而真正勤政爱民的君王，不曾与教会为敌，其实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，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的呢？我们就要来根据实际作深入的探讨。

在圣教会的教难历史上，若干位号称贤明的罗马皇帝，虽然没有颁布新的仇教法令，但是至少也曾是萧规曹随，很认真的执行过仇教的法令，而戴尔都良所谓的安居乐业的升平时代，也正涂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呢！所以我们可以断定，罗马政权一贯迫害教会的行动，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，但这些迫害教会的法令，内容究竟是怎么定的？我们不得而知。公元110年或111年时，图拉真皇帝批覆毕利纳的诏书，是以旧有的法律成例为依据，戴尔都良明白的指出，尼禄曾经颁布过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，我们应该研究的是，这一类迫害基督徒的法律，它的理论根据究竟在那儿？

基督信徒是与犹太教脱离了的分裂分子，他们不能享受罗马赋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权。而特权中最重要的，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，不强迫以色列人向国家的神衹献祭，然而这不能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受惩治的理由。至于普通刑法上的罪，例如纵火烧城，这也只有无知的愚民，才会想到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的，如果借用这一类的借口，来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，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！为什么别的东方宗教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，唯独基督圣教，被认为是非法的迷信，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？

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，纵观整个教难的来龙去脉，也就不难发现。在以前曾谈过，这种对立的局面，罗马帝国本身以及基督徒本身，最初都还茫然不知。

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罗马的神，而且拒绝向罗马帝国及皇帝献祭，依照罗马法律，已经是犯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名，然而亵渎神明的罪名，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，才能成立。在第一、二世纪，信友从来没有犯下捣毁神像的行为，亵渎神明的罪，也就自然难以成立，至于大逆不道的罪，是到了第三世纪，才有正式的法令，明文规定，如果信友拒绝向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献祭，就以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来论处，因此，公元第一、第二世纪的迫害基督徒，一定另有法令根据。

有人说，罗马的官吏，有权采取一切弹性便宜的措施，用以维持帝国各地的治安，根据这项权力，官吏们可以将扰乱公共治安的罪犯，处以死刑，可是这种假定，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据，因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，如果说信仰耶稣基督，足以妨害治安，那么妨害治安的，也决不是基督徒，而是向基督徒滋事挑衅的仇教分子，由此可见，罗马的地方官吏是很难以这项权力作为维持治安的借口，出面予以干涉。关于这一点，只须看官吏们往往得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儿请示处理宗教案件的办法，可见地方官吏是多么的左右为难呢！

一般来说，“加入基督教会是为非法的”这项法律原则，自从公元64年尼禄迫害教会开始，已为政府当正式采用了，但是罗马当局采用这原则的根据何在，我们仍然无法找得到。罗马帝国似乎在自卫本能的推动下，不知不觉的对新生的教会展开无情的打击，企图要消灭它，而圣教会从一开始就昂然负起了耶稣所交待的神圣任务，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上，作矛盾诡异的标记，在忧苦和灾难中生存、在忧苦和灾难中成长发展。

大规模的教难是随着两种因素而展开的，一个因素是，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内，力图巩固政权，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，从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谓不信奉国教的分子；另一个因素是，基督信友经过了长时期同甘共苦的生活，受着理论家的熏陶、殉道烈士带头的模范作用，越来越认识对立的局面是必然的，妥协是不可能的。这种对立的局面，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，随着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而逐渐发展的，所以最初的130年内 ，也就是从公元64年到192年，迫害是波浪式的，忽而强烈忽而松懈，至少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。从第三世纪起，形式完全改观，迫害成了一种有系统的行动，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，对全国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杀害。在这种大规模的、全国性的迫害运动中，流血牺牲的人数，当然的，都要远比过去来得庞大了。

若干的宗教著作、传统的说法是，罗马政权对圣教会的迫害，共有10次。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，“十”是个整数，而且含有象征的意义，一提到十次迫害，人们就联想到旧约时期，在埃及的十大灾祸，或联想到若望的宗徒默示录中，所描述的那只野兽，头上有十个角，角上戴了十个金冠，和圣徒作战。而事实上，有组织的、大规模的、全国性的迫害，只有四、五次，如果要将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计算在内，那就超过十倍了！

罗马帝国固然有它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，对圣教会横加迫害，那么为什么迫害的程度会如此的残酷呢？那是因为罗马社会已经腐败而且开始解体了，这种疯狂的迫害，正是它崩溃的前兆，罗马帝国不惜以最野蛮的手段，杀害无辜教友，不仅将不少善良的信友送进枉死城，同时也替自己掘下了坟墓。

当时罗马人爱好的流血、爱好将囚犯当着群众执行死刑，供人民聚集时观看，主人将奴隶活活地鞭死、将奴隶的肉喂给鱼吃，这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，简直是平淡无奇的事。此外，从共和时代的末期开始，统治阶级爱用当众流血的表演，来供人消遣，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两项，那就是面色和表演。对一般罗马人来说，两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。当时的罗马人，把看表演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如何组织各次的表演，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，那是执政当局头疼的事了。这些血淋淋的事太残酷了！举个例子说！有一幕哑剧演到最后的结局阶段，在这一幕内，剧中某主角应该被人杀死，就去叫来一个死囚代替演员登台，假戏真做，这死囚当场就被杀而死，没有比这演出更真实的了；表演希腊神话中普罗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时，就用一个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，将囚犯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一类逼真的演出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、不忍目睹。而首创以活人供处于饥饿之下的野兽撕裂吞噬的是奥古斯都大帝，是他，第一个下令将一个名叫塞路禄的江洋大盗解往竞技场，放出一大批虎、豹，活活的将他咬死。罗马的法典中，有一道法令规定：政府可以将死囚提解到罗马，当众供野兽吞噬。这种野蛮的表演节目 ，由罗马流传到全国各地，成群的野兽在竞技场当众表演扑杀掠食活人的节目，成千成万的角斗者，而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于志愿的奴隶或囚犯，他们互相残杀，供一批批疯狂的观众欣赏。在这些表演中，场子内判死刑的囚犯，必须咬紧牙关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到后来全都被杀死；另一种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兽群中，供虎、豹、狮子饱餐一顿人肉佳肴。在我们现代人看来，这样的屠杀，简直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，然而当时的罗马人，却视为平淡无奇，而且非这样紧张，就看得不够刺激过隐。

道米先在位的情形

罗马帝国一面力图不择手段镇压反抗分子，巩固自己的政权，一面妄想以野蛮的表演节目来取悦人民，麻醉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愤怒情绪。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，才能明白迫害教友的教难的具体情势及其残酷的特性。对初期教会发动第二次大型迫害，制造教难的是道米先皇帝。道米先皇帝虽然有不少的长处，他为人聪敏，勤谨，实事求是，但是他也是暴虐无道、傲慢自私、猜忌多疑，他的残酷，可以说与尼禄不分伯仲。公元81年，他的胞兄提都去世以后，就由道米先继承了王位。他的胞兄提都就是那位在公元70年率领罗马大军，进军犹太，攻陷耶路撒冷，摧毁圣殿的大将，后来当了罗马帝国的皇帝，死后胞弟道米先继承了他的皇位，那时候道米先还不满30岁，登基以后，他那猜忌多疑的个性，常使他担忧自己的皇位会被别人推翻，对各阶级的人民都抱着猜疑不安的态度，滥杀无辜，以呈其性，终于在公元96年，死于非命。

道米先的自卑心理常猜疑罗马贵族，因为罗马贵族很瞧不起他，他的祖先是一个出身乡村的投机分子，他自己呢！是借着胞兄的余荫而取得了王位。贵族们常在诗歌中对他加以冷嘲热讽，他害怕他们中有人将篡夺他的皇位；道米先也猜疑哲学家，因为这些哲学家鼓吹自由思想，反对专制独裁；他也猜疑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，势力越来越大；道米先也猜疑基督信徒，因为圣教会无孔不入，由平民阶级，伸展至贵族阶级，甚至也渗入了皇室。自从尼禄去逝后，在短短20多年内，教会的势力遍及社会的各阶层，封彊大吏中，信奉基督的有亚基吕总督；皇亲国戚中有惠斯巴西安的胞弟沙比纽斯、沙比纽斯的儿子克勒孟夫妇，也就是道米先皇帝自己的堂兄弟、提都的儿子，皇帝的未来继承人。道米先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，要铲除异己，先从贵族阶级开刀。若干贵族在日尔曼发动武装政变时，也发动推翻王室的政变，可惜政变失败，皇帝为了彻底的摧毁反抗势力，就把与叛乱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，于是哲学家、星相家、堪舆家不久也遭遇同命运，杀死的杀死，放逐的放逐，过了不久，迫害的箭头就转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这些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？我们将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播出，今天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会。